Chris

克利思

钱颖

我第一次见到克利思在大三的春天。我刚收到学校通知，得了暑期旅行经费，准备去秘鲁。我最要好的朋友，来自南斯拉夫的马里克听说，很为我担心，说：“你单身旅行，而秘鲁又是刚发生过内战的国家, 你真是沾染上了美国人无知的冒险趣味! 算了，介绍给你我的好朋友克利思。他去年暑假在秘鲁调研游击队的事，现在正在写毕业论文。”马里克从不太平的贝尔格莱德来，是真的身陷战乱而非隔岸观火。他想在美国的太平盛世住下来，一心研究生物化学，不再关注人间丑恶。所以对美国和西欧学生对国际局势的关心和加入不太理解，隐隐觉得那是一种战地浪漫，是踩在云里看这血火沸腾的世界。他的观点我不同意，但尊敬，所以听话约了克利思在学校的自助餐厅吃午饭。

克利思出现时穿一身米黄色大衣，领口是不合时宜的咖啡色的毛，身材高瘦尖利，异常苍白的脸充满棱角，挺直的鼻梁，薄得几乎透明的鼻翼，嘴唇也是薄的，好象刀片一般抿着。深陷的绿眼睛稳稳地看人，头发是焦红的，梳得一丝不苟。我倒吸一口气想，此人真人物也，长得如此震人心魄的不和谐。一开口又古怪，冷极了的英国口音。我问他，他说妈妈是英国人。 “你一直在英国住吗？”我问。他犹豫了一下说，“没有，我在美国住到十岁，然后家搬去了西班牙。后来又搬回美国。”

拿了午餐坐下，克利思低头有效率地切割盘里的土豆，并把盘里零零碎碎的豌豆有教养地用刀背挤碎在叉子上。

“你怎么开始对秘鲁感兴趣？”我问。

他说，“有些事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可能是我的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半个故乡又是西班牙，都是坏蛋殖民者，所以我要赎罪。”

克利思学的是社会研究，惟恐天下不乱，独独研究社会运动现象。比如哪个小镇上的群众先是为了争取政府拨款打井，聚在一起大声疾呼，人声沸扬，后渐成政治运动的气候，不满足于打井了，要求财富再分配，或者税收改革。再后来小镇的人决定与外地有同样呼声的组织联合，运动变成全国的了。如果再与别的国家挂上，互通信息，统一理想，在同一时刻上街游行，竟成为全球运动了。克利思研究这样的运动发生的原因、它的群众基础、精英领导和政府的反应，他的毕业论文分析1980-1992年间与秘鲁政府打内战的游击队倡导的群众运动。那次战争源于农村，使秘鲁全国陷入近无政府状态，死伤惨重，政府和游击队头目常在夜间神秘失踪。克利思从秘鲁首都利马的“观花”住宅小区开始行程。那是多么幽雅现代的地方，好象美国圣佛朗西斯科城里华贵的别墅花园，还都临着太平洋。他坐上长途汽车，与鸡笼一路颠簸到多山的阿牙古卓县，路没了骑着毛驴上山，带一个当地的土著学生作翻译，将山里人讲的盖全话翻译成西班牙语给他听。他找到当初游击队常出没的村子，与村长两人敲打一扇扇破烂的家门喊：“老乡，就问几个问题，请开门。”老乡在屋里回：“不开，我害怕报复。”

那天克利思一无所获，在村里的教堂里坐了很久。

“你坐着想什么？”我问。

他说， “我想，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政府的军队到这里来搜查游击队员时，是不是也这样敲门。”

后来我到了秘鲁，在库兹库地区的山里走进石块砌起的村庄，矮屋顶上长满了仙人掌。女人们因营养不良长得极短的身材，头上顶着大包裹，争着向我兜售手工织成的艳丽的横条纹布毯。小孩子光着身子，烂着皮肤病，与脱了毛的狗玩着。男人们团坐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家里，不做也不说什么，有的已经喝醉。我走进年代久远的白色的小教堂，堂上的木梁上别出心裁地垂下白色泛黄的幔纱。当然没有壁画，墙上只挂着一小幅，一小幅用残缺的镜框装着的圣徒画片。还有泥的塑像。塑的有西班牙征服者和传教士，泥做的脸雪白僵硬。耶酥像却那么柔和，在十字架上垂着头，静静受苦。没人告诉我这教堂是哪年盖的。西班牙的皮扎罗在1532年打败印加王国，从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821年秘鲁的独立。这期间有多少西班牙人来到秘鲁，有做淘金梦的穷人，有传教士，有商人们雇佣当地人开矿，运走大批金银矿产。他们中很多人在海上死去，很多人埋在这里。

克利思在那个村庄里住了一个月，在玉米地边认识了全村的人后，又开始学着认各家的山地羊。有时认错了一头羊，大伙就笑他，觉得他什么都不会。他也认识了十八岁的爱兰娜，村长的女儿，她小巧灵敏得象山地羊一般。

村长把克利思请到家里，请他喝当地用玉米酿的酒。爱兰娜在不远处噻噻啪啪用掌心将玉米团拍打成薄饼，一个个放到炉上烤着。村长说，“你把爱兰娜带走好吗？我相信你会对她好。”

“天啊！”我说，“那你说什么？”

克利思拿一双绿眼睛看着我说，“我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他看得懂我的沉默。”

那天过后，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克利思照旧做他的采访，他总是问一样的问题， “还记得游击队那会儿吗？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游击队的呢？他们宣传的政策中哪些是你们喜欢的呢？” 他也象一贯所做的一样，在他的表格上写写画画。

可是仿佛什么都改变了。不知谁把村长的心思和克利思的沉默捅了出去，全村的人现在都知道，克利思是一个不愿带爱兰娜走的人。

村民们对克利思还是很友好，每天还是有喷香的玉米饼放在门前草编的篮子里，可是这个山里的世界仿佛在克利思眼前慢慢地合上她的门。村里的男人们在接受采访时开始常常走神。短小的娘姨们听着克利思不熟练的盖全话，不再羞涩地低头微笑，而是剥着玉米棒，用清澈的眼睛笔直地看他。有一天村民们终于问，“兄弟，你是个英国人，在美国读书，你要知道这些干什么呢？”

我日后才知道，克利思要知道这些干什么。可那时克利思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他背着包离开村庄，炊烟袅绕，又加上山区半透明的暮色，使他忘记了村里一切的困苦，觉得即将离开的地方是一个神仙所在，几番回头，心里产生想祈祷的冲动。

我们的土豆猪排吃完了，剩下的红汁水在白盘子里画着图案。几个月以后我在秘鲁西岸的玛科纳采访当地的铁矿。一望无际的沙地，从不下雨，露天开采的矿坑好象陨石在月亮表层留下的痕迹。可这不下雨的地方竟临着太平洋，荒芜的海滩上海藻堆积，落日照着大海和沙漠。

克利思邀请我去听在一周后的一个毕业论文小讨论会，我就去了。会议在学校国际发展中心的六楼。楼道里同电梯上一样憋闷，有一股计算机和打印纸发出的静电的味道。

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参加了讨论，克利思指出“闪光道路”游击队不了解农民的困苦，口号缺乏号召力，农民在激烈的内战中逐步丧失了斗争积极性，这是暴力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讲完了，又有别的学生上台讲他们的毕业论文。这一组讨论都是有关秘鲁的，有研究秘鲁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经济状况和殖民剥削的，有研究现今西方跨国公司在秘鲁开采矿产，为秘鲁经济带来的利弊的，有研究秘鲁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特权和腐败问题的，还有讨论秘鲁的贫穷问题的。

小会议室里的人都是聪明而且认真的人，有国际主义的热心，也知道自己在讨论的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时不时埋头看手里的表格，一栏一栏地找到秘鲁的外资数量，分散领域，雇工情况，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劳工福利。有些更严谨的人，不满于这些数据，举手询问其出处，说，“这些数据可不是真空里长出来的蘑菇，能一尘不染。有多少经济活动逃避政策，在桌下进行呢？数据会不会是图私利的政府官员提供，故意诱导政策偏向呢？”

正在严肃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议主持宣布暂停，我就跑到走廊里站着。克利思走过来问，有什么想法吗？我说，“这真是复杂的事，每个视角总有看不到或看错了的东西。”

克利思说，“是啊，二十世纪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谦卑地觉得‘事实’之玄，一个人用有限的目光、短暂的生命永远看不清。所以悲观的人就认为真实是不存在的，世界一地鸡毛，碎片纷纷；有宗教信仰的人，索性不在外部世界找真实，他们内视其心，由深思而见智慧之眼，博爱之莲。”

我问：“那你呢？”

克利思笑笑说，“没到秘鲁时，我挺有信心，觉得‘事实’虽玄，可总有迹象，现在的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跨领域的合作，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起分头找 ‘事实’的碎片，做一幅拼图，大概会八九不离十吧。到了秘鲁，发现我们这些人，除了挖掘事实，还挖掘到了一些另外的东西，使我觉得又沮丧又安慰。”

会议的后一半又开始了。而到会议结束，克利思已经没了影子。

我再见到克利思已是一年以后，他已毕业去了加州的一所研究院念拉美历史的博士，我路过加州时去看他，送给他我从秘鲁给他捎的竹管音乐唱片。他不在，他的同屋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克利思去纽约跟他爸爸打官司去了。” 克利思从不向我提他的父亲，除了一次简单说过他已经死了。好奇心促使我等了一天，克利思回来了，以前瘦瘦的人壮了一点，很好看。他解释说，“父亲在我出世前就离开母亲去别的省，陆续寄些给我生活费，很少。我读书的费用高，妈妈想让父亲也承担一些，他不答应，又制造很多麻烦，妈妈一气上法庭，我只能相陪。”

在法庭上是克利思第二次见到父亲。第一次是在他小时侯的一个圣诞节，父母做了唯一一次努力想和好。父亲买了礼物，是漂亮的糖果。克利思将糖果吃完那天，父亲摔门离开。克利思留下一张糖果纸，后来觉得傻，扔了。第二次就在法庭上，暗红的厚木门外走进一个肥硕的男人，已进入老年性痴呆的前期，勉强能记起有个儿子，很不客气。可是克利思在离开时还是与父亲握手，说，“很高兴又见到。”

“你父亲是英国人吗？”我问。

克利思迟疑了一下说，“不是，我是为了让妈妈不感到孤独才保持着英国口音。至于我父亲，他是秘鲁人。”

“天啊，可你看起来没有任何拉美血统！”

他低下头看看自己，说，“你没见现在我开始发胖吗，那是他的基因。以后我恐怕也会象他一样，老年痴呆，忘记一切。”

正这么说着的时候，忽然克利思一拍脑袋说，“果然，忘了打电话。”手忙脚乱地按了一长串数字后，他开始高高兴兴地讲西班牙语，挂电话前说，“下星期再聊，爱兰娜。”

短短半个小时，这是第二个让我吃惊的消息。“天啊。”我说。

克利思说，“爱兰娜现在已经在利马了。她想读书，想进政府工作，我给她些鼓励。”

也正是在这时，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介绍我认识克利思的南斯拉夫小伙马里克。我对克利思说，知道吗，马里克要结婚了，找了一个美国姑娘。

克利思道：“或许他的孩子们会在明亮的厨房，在吃完午饭放下刀叉的铿锵声里向往着贝尔格莱德，选战火做将来的论文题目。”

这世界拼图，怕不单单是学术界的构造。事实也好，因果也好，姻缘也好，都这么镶嵌着。我和克利思同时笑起来。

(作者为一独立撰稿人，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