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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力量： 中国和现代合法性 李博柏 现代合法性的神话 理念充斥着现代世界；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人权和正义的理念，商业组织和运作 的理念，以及教育和学术的理念，仅是其中数例。现代人通过社会化，学校教育、传媒 和学术讨论，以及伙伴和朋友等，已经视这些理念为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事实”。这 些“事实”已经标准化，成为我们认知的一部分。它们影响我们如何解释、建构和评价 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经常不经思索地把它们当作我们的观点、信仰、乃至行动的依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的时代经常被认为是创新的、多元的，我们的理念却越来 越一体化。而且，这种一体化正从自由社会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展。 社会学家视这种强大的理念为合法性的根源。当理念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宗教或意 识形态式的信仰时，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或认知氛围便会生成。个人及群体的社会行为与 这些信仰相一致性，便成了人们评判他们的合法性的尺度。合法性存在于所有已知社会 中，原始的、封建的、现代的均不例外。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合法性至少有三个重 要方面的区别。第一个差别在于理性化。传统合法性通常以道德为基础，现代合法性却 是因建立在技术论证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上而高度理性化。虽然被西方人视之为当然的理 念与基督教有深刻渊源，但这些理念并非因为道德上正确而被信仰，而是因为它们理论 上有效。它们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经验推导的结果，是达到特定目标的“合适”手 段。当我们论及这些理念时，我们拒绝视其为“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虽然 本质上它们是那样。相反，我们坚持将其视为人性、现代性、发展的当然模式。 现代合法性与传统合法性的第二个差别是全球化。传统合法性是建立在区域文化 上的，而现代合法性则日趋全球化，形成一个所谓的“世界文化”。文化的全球化不是 一个多种理念和传统相互作用，并产生新的、共享的文化模式的趋同过程。相反，它是 一个扩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源于西方基督教传统并代表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 制度成功信息的有关人性，现代性以及发展的模式，逐渐向着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伴随 着西方理念的扩散，区域文化传统不断崩溃，文化依赖相继出现。这种所谓的“世界文 化”被民族国家视为“现代的”或“国际的”标准。它的很多要素，不管是否对国家发 展真的有，已被很多国家引进并用于改革和现代化。 现代与传统合法性的最后一个差别在于专业化。与以权力和武力来维持的传统合 法性不同，现代合法性由无数专家、顾问和分析家支持着。他们供职于非政府组织，诸 如学术界、非赢利组织和传媒界。这些自称“中立”的专业人士凭借其资源和“知识”， 已经成为现代合法性的最明显传播者和促进者。他们占据了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人们 向他们寻求解释。他们服务于国际机构，帮助其建立各种国际项目和标准。他们是许多 国家的贵宾，因为他们能助其设计改革方案或为许多实际问题提供解决建议。我们的观 点、想法和信仰受到这些知识群体的极大影响，因为我们所学到的、听到的和讨论到的 都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些人提供。 此外，现代合法性与所谓的“文化霸权”有极大不同。文化霸权，在马克思主义 看来，是通过大炮和传教而实现的。虽然现代合法性的结果与文化霸权无异，但却并非 依赖于武力、政治和宗教。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现代合法性都极 大地改变了政治实践。我们可以从现代政治舞台的特征中归纳出四种不同角色，其中每 一种都是现代政治游戏不可缺少。 追随者，指一般民众，他们的意见是整个公共舞台的基础。这种人代表着某种悖 论。一方面，他们作为“法官”，判定别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象是“小学生” 他们的想法来自“老师”，受“老师”挑选过的、过滤过的故事所左右。 推动者，指那些试图推动博爱和发展等“现代”理念的活动家。在政治场景中， 这一角色包括各种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环境和人权组织）、非民主国 家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以及甚至象美国这样的强国中的传媒和政客。推动者这 一类型的最主要特点是他们所谓的利益“中立性”和对现代理念的“忠诚性”。 操纵者，指的是那些在台下操纵公众意志以符合他们自身政治目的的个人或组织。 操纵可以通过设定一定的讨论主题、提供经过过滤的、有误的信息、甚至捏造和隐藏该 问题的“事实”和“证据”而得逞。这些人通常是权势人物，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一边争 取公众支持，从而为其行为赢得合法性，同时破坏其对手的形象和合法性。 被挑战者，是公共“靶子”，因为他们违背已经建立的规范、守则或信仰。这些 “靶子”往往被剥夺合法性，他们的形象在传媒和公众心目中受到歪曲。他们不仅不会 得到公众支持，相反，他们常常成为集体抗议，经济制裁、政治迫害到甚至军事行动等 集体行动的牺牲品。 这些都是抽象化的角色，因为每个角色理论上可以是任何人，而且，个人或群体 所扮演的角色会因问题的不同而随时改变。操纵者和受挑战者角色的存在讽刺性地改变 了现代合法性的本质。正是因为合法性可能被操纵，目标可能被选择性地筛选，所以我 们经常看到现代社会的很多讽刺故事。一些传统社会制度被视为“文化遗产”，而另一 些则被认为是非民主的或不人道的；一些大屠杀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事故”，另一些则 被描绘成有预谋的人性“灾难”。现代男女在大谈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事实上却缺乏充分的背景知识。他们呼吁人道主义，却同时是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的军 事行动的支持者。总而言之，现代合法性充满着矛盾，它为现代政治游戏提供了新的舞 台。政治和冲突从不曾停止，但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游戏是在合法性的框架之下进行的。 中国的尴尬位置 在30年的孤立之后，中国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但中国开始建立它的现代合法 性的起点远早于此。作为一个有着2000年儒家文化传统和30年共产党统治经历的社会， 中国发现自己在一个已经将博爱、现代性和繁荣视为标准模式的世界中处于一个尴尬位 置。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些模式极为诱人，因为它们背后有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 成功的故事。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传统（并非全是共产主义的 产物）经常受到挑战和质疑。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是任何新兴社会不能避免的。由于其 深厚的历史、庞大的人口、在外交事务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共产主义色彩，中国的问题显 得尤为突出。现代合法性的运作方式已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和中国人不得不扮演的 两个角色──追随者和被挑战者。 中国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扮演了追随者角色。泛滥的新信息、西方观念和 商品征服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普通百姓、爱国学生、知识分子到民运人士。我们现在 谈论民主、自由、人权，就象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对市场和私有化的信心比很多 经济学家还足；我们不容置疑地将从前的失败一古脑儿推给传统文化。当知识精英们还 在讨论中国是否应该西化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没有内部启蒙的情况下走上了快速西化 的进程。对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健康的。但 短暂的兴奋终将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浇熄：我们只是很肤浅地接受大部分理念和信仰。 作为追随者，中国就象个大舞池，所谓“世界文化”在那儿找到了它的新观众。 在政府运作、国家政策和人权记录等方面，中国一直是被挑战的目标。对我们这些在美 国学习和工作的许多人来说，每逢中国在政治上、在传媒中、甚至在公众的观念里被描 绘成“恶魔”的时候，心里都是很不好受的。这个问题常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以致 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毫不犹豫地诉诸各种“阴谋”理论。这些解释毫无益除而只会加深我 们的挫折与愤怒。不错，似乎是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系统地制造和操纵那些抹黑中 国的故事，但这正是现代政治游戏的玩法。挑战不是来自公平和正义，而是来自合法性。 在合法性的框架下面，真正重要的是“你看起来象什么”，而不是“你是什么”。合法 性不是天生的、恒定的，而是能被制造、被摧毁的，取决于你能否迎合民众的意愿。显 然，由于其“怪异的”儒学传统和共产主义性质，中国与现代合法性并不协调。中国将 不得不在这两个尴尬的位置上挣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关于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有两种 流行但激进的观点颇占主流。第一种观点是由民运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推动的。它主张 通过构建西方式经济、政治制度来加速西化的进程。另一种观点由政府、左派知识分子 以及象《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类的民族主义者持有。它主张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 抵抗工具。这两种解决方案能否为中国带来积极转变？回答可能是“不”，因为他们都 看不到现代合法性的本质。第一种观点仅仅在肤浅地接受西方观念和信仰，而忽视了它 们的根本逻辑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潜在适用性。第二种观点则高估了幕后政治的力量，忽 视了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追求合法性。我们既要维持发展，又要保持独立，必须把合法 性问题放到中心位置上来考虑。以下是一些有助于在合法性和独立性之间维持平衡的原 则： 第一个原则是形实分离。形实分离通常用于争取或维持合法性。其基本要点是表 面上服从主流的规则、理念和信仰，背地里进行自己的一套。换言之，我们必须使我们 政策和制度框架中最明显的部分看起来合法，不管是否核心的操作已经改变。在这一方 面中国政府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第二个原则是走出去。中国之所以有如此消极的形象，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声音 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很微弱。我们必须改变外交的重点，从传统的正式官方关系向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非正式交流转变。我们在海外的报纸和电台应该扩展到外国 的普通民众。我们还应该改变语言风格、使用现代词汇以便使我们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 更有效力。还有，可以吸收更多的外国学生到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所有这些努力终将 会有回报。 最后一个策略是成为推动者。追随者和被孤立者都是毫无希望的。我们必须鼓励 我们的学生、教授和研究人员研读、著述西方历史上累积而成的理念，不管这些理念的 现代形式是多么地有讽刺意味。我们必须采取在批判中接受的方式，把中国社会现实和 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联结起来。根本一点在于一方面要为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转型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要把中国的养分输送到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去。 这些原则涉及理念，尤其是社会理念，因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过于抽象和 遥远了，但我们不能小看理念的力量。一个缺乏理念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在被功利主 义者左右了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仍在为理念奋斗；不同的是，这是它首次为现实 的原因而这样做。20年“边干边学”的成功经验还没有改善我们在现代合法性中的两难 困境。现在我们意识到，正当我们努力将自己溶入现代合法性的框架中时，面前却出现 更多的难题。正因为如此，理解现代合法性的逻辑和机制，将不仅能使我们的行动更有 策略，也能使我们的思考更加独立。 现代合法性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如何对待这个游戏却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选择。 我的观点是，逆者损，顺者晦，适者昌。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英文稿已发表于本刊英文版，Perspectives， 第一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