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Hu

亚太多边安全中的“第二轨道”

李琥

导言

冷战的结束标志著美苏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这一曾经决定亚太地区安全基本走向的最关键因素已不复存在。八十年代以来区域内各国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本地区多极化进程的加速适应了冷战后全球多极化的大趋势，给冷战后的亚太地区(本文所指的“亚太”地区指太平洋沿岸国家，主要包括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大洋洲和北美洲。)带来了自二十世纪开始以来本地区所从未经历过的总体上的和平与稳定。但与此同时，本地区在冷战时代为两极对峙所掩盖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诸多军事和非纯军事性的矛盾和冲突却并未自动解决。九十年代初期亚太区域内“安全困境”[1] 依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无疑给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的安全走向蒙上了不确定性的阴影。

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为各国安全观念和安全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就目前而言，区域内各国在地区安全问题应当通过合作与对话的途径共同加以解决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然而，部分地由于亚太区域内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诸方面明显的多元化形态，亚太各国在历史上未能形成相互间进行安全对话的习惯，也缺乏进行安全领域合作的经验和彼此间基本的相互信任，尤其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更是如此。因而，反映在安全合作问题上，各国追求的具体安全利益千差万别，官方层面建立覆盖全区域安全合作体制的努力因而步履艰难。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非政府”(non-governmental)、“非官方”(unofficial)面目出现的“第二轨道”(Track Two或Second Track)多边安全对话这一独特的安全合作形式开始逐渐受到亚太各国的普遍偏好，在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与以 “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简称ARF）为主线的“第一轨道”安全合作相辅相成，正发挥著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关于“第二轨道”外交与国际安全的关系问题早在美苏冷战时期就曾经引起过有识之士的注意。后冷战时代，随著 “第二轨道”活动在亚太地区的蓬勃展开，对于“第二轨道”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影响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安全问题学者的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者所著的汗牛充栋的有关冷战后亚太安全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中即使是对于这一概念有所涉及的也当谓凤毛麟角，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性的论述。与此同时，参与其中的有关单位对于这一话题亦是讳莫如深。本文作者认为，作为位于亚太地区的中枢地带、又正处在崛起过程之中的地区性大国，中国与本地区最主要的安全热点都有著其它国家所没有的密切关系，理应承担有特殊的责任。唯其如是，中国对于“第二轨道”这一为区域内各国普遍接受的交流方式给予足够的重视，充分利用各种“第二轨道”场合提供的对话渠道，加强与各国的信息交流，消除彼此间的成见和误解，增进相互信任，对于中国进一步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改革和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本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可能发生的危□的处理；对于克服当前亚太安全体系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推动亚太区域安全框架的建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本文将分两期刊登。在这一期，本文将对“第二轨道” 概念的界定和历史背景作一简要介绍。在下一期本文将介绍“第二轨道”与亚太多边安全对话的发展并对“第二轨道” 的意义作一评价。

第一部分 “第二轨道”概念的界定

一、对于“第二轨道”的描述性定义

“第二轨道”，作为与通常用来指代“官方”（official）、“政府性”（governmental）、 “政府间”（inter-governmental）关系的“第一轨道”（英文Track One或First Track）相对应的概念，从广义的表现形式上讲，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各种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国际性学术团体、经济组织、人道主义团体和宗教团体等－所进行的各种跨国界的活动。

用于国际安全领域的“第二轨道”有更加具体的内涵，通常是指政府官员、政策研究人员和学者、以及其它有关民间人士等以“私人身份”建立起的有著明确政策兴趣和相对固定组织结□的国际安全问题社交网络和对话渠道。就这一概念在亚太地区的理解而言，特指下文将详述的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和太平洋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非政府、相对独立的智囊□□围绕各国的区域安全政策所进行的交流与对话活动。

二、“第二轨道”活动的特点

综观亚太地区有关安全问题的“第二轨道”活动，可以发现如下共同的特点：

第一，参加人员身份的“非官方性”。即无论参加者实际的公职身份如何，对于 “第二轨道”活动均严格以明示的“私人身份”参加。

第二，所发表意见的非正式性。即参加者在“第二轨道”场合所发表的观点均不被认为代表任何政府或官方组织的立场或承诺，并且发言不记录在案；有关的会议文件和资料仅仅限于“个人传阅”，通常不得复制、公开传播或直接引用；会议所发表的宣言等也不具有政策约束力。

第三，所探讨议题的现实性和政策取向性。即“第二轨道”所探讨的多为仅仅通过 “第一轨道”的努力难以奏效，但通常又事关重大、亟待解决或是具有前瞻意义的问题，且重在提出具有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而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

第四，参加人员实际身份的多样性。“第二轨道”的参加人员可谓“兼容并包”，不仅仅有现任或已□职的政府官员（包括外交官、军界人士、情报人员等）、政府 “智囊□□”的研究人员、相关领域的学者，还经常有记者、商界人士等。

第五，组织成员的交叉性。不少政府官员、政策研究人员和学者同时身为多个“第二轨道”组织的成员。

第六，与政府安全政策的制定的相关性。通常认为“第二轨道”的参加者或者由于其特殊的个人背景（社会关系、职业经历等），或者由于其公职身份而使其与各自政府的安全政策决策层之间存在著某种微妙的个人或组织层面的关系。因而“第二轨道”活动被认为与“第一轨道”的安全政策取向有著某种参与各方心照不宣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第二轨道”的参加人员必须首先得到其各自政府的首肯，并且大多数“第二轨道”的参加者在参加完有关活动后必须向其供职的部门（或更高层）提交情况汇报，而且也突出表现在“第二轨道”的参加者在发表“个人观点” 时难以摆脱各自政府在有关安全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不能不充当各自政府的“传声筒”。事实上，以“非官方”、“私人身份”为基本标志的“第二轨道”其主要的财政来源亦来自各有关国家的政府拨款，这一点也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关于“第二轨道”与官方决策的这种特殊关系，通常认为是出于各有关政府的“礼节性虚□”（polite fiction），[2] 即政府认为在某些特定场合不宜以官方身份相对时，出于礼节性考虑，有意地假设参加者不具有官方身份。

三、对于“第二轨道”现象的理论解释

（一）政治心理学的解释

政治心理学在看待不同文化（这里是指包括了种族、语言、宗教等在内的广义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时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冲突均可以通过诉诸人类愿意对于他人的善意作出相同反应这一共同的特性来减轻或消除。[3] 根据这一假设，尽管国际冲突的起因通常可以归结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等的差异，但不能忽视诸如历史、文化等的差异所导致的彼此间的成见给有关各方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冲突升级和持续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只有当冲突各方之间的心理障碍消除，或至少程度减轻，各方才有可能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另一方面讲，即使在某种条件下，冲突各方在官方层面均开始愿意找出彼此冲突的具体领域，并且使其获得解决的时候，真正具有实质性的谈判也只有在各方的代表能够在私下里、以非官方的身份就有关问题进行过充分的和不具有任何承诺性质的预备性讨论之后才可能顺利进行。这是因为，在官方场合，政府官员不可能为了向冲突的其它各方表达善意的愿望而冒被对方认为是软弱的风险。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出于弥补官方关系中这一点可以理解的不足之处，“第二轨道”才应运而生的。

（二）认知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

国际关系学中的认知主义被认为是建□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在国际□制（international regime）问题上的衍生。认知主义强调知识、思想意识、观点、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对于国际□制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任何□制都非事先给定，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学习的过程。作为认知主义主流的弱认知主义（weak cognitivism）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于国际□制的需求很大承度上取决于其对于因果概念和规范理念的理解。因而，在行为体在作出进行合作的选择之前，将会首先对于环境和利益进行评估。而评估所依赖的是该行为体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所具备的知识体系。[4] 就“第二轨道”的起源和作用而言，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认知主义解释恐怕莫过于彼得□哈斯（Peter Haas）的“认知共同体” （epistemic community）了。按照哈斯的定义：

“认知共同体是指由在某一领域内拥有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并且在该领域拥有权威性的与政策有关的知识的一批专业人士所共同组成的网络。”

根据哈斯的界定，这一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的共同体必须要求其成员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原则”、“共同的专业判断”和“共同的政策取向”，此外，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条件。

关于“认知共同体”存在的理论基础，哈斯认为正在于：

“决策者在处理复杂的和技术性问题时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和制定政策，这在很大承度上取决于其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会去请教的专家们如何对这些问题持怎样的观点。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控制权是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新的观点和资料的传播有可能导致新的行为模式，并且有可能是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5]

根据这一提法，可以认为，具有“非官方”身份的国际安全政策“认知共同体”显然充当了地区安全“第二轨道”的主体。

第二部分亚太区域安全“第二轨道”的历史背景

“第二轨道”作为后冷战时代亚太区域安全□架中的有□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全球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有著密不可分的联系。综观历史，这一现象的渊源至少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亚太区域经济领域非政府合作的成功经验；(2) 冷战时期政府间安全合作的尝试；(3) 国际安全政策“认识共同体” 的发展。

一、亚太经济合作“第二轨道”的成功实践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亚太的区域合作是从经济领域逐渐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非政府的“第二轨道”经济组织的积极推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为此后地区安全领域“第二轨道”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亚太经济合作中最早出现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成立的“泛太平洋联盟”（Pan-Pacific Union, 简称PPU）。由于这一组织的直接努力，亚太地区在二十世纪早期曾经出现并活跃过其它几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其中，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于美国的“太平洋关系协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简称 IPR）以通过非官方的形式探讨太平洋区域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为宗旨，其参加人员除政府官员外，大多数为区域内各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人员、商人、工会领袖、记者等“非官方人士”，被认为是亚太区域合作“第二轨道”的最早尝试。

“太平洋关系协会”于一九六一年被迫停止活动后，各国官方对于亚太经济合作的支持、鼓励和参与曾一度处于相对低落状态。但是，朝著这一大方向进行探索的势头和努力并未由此而减弱。六十年代后期起，本地区又有两个同属“第二轨道”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开始出现并活跃在亚太经济合作的舞台上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一九六五年，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iyoshi Kojima）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题为《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想》的报告，主张效仿欧共体的模式，建立一个由日、美、加、澳、新等五个发达国家参加的“太平洋贸易自由区” （简称PAFTA）。根据这一建议，一九六八年初，由日本学者牵头组织了以学术界成员为主的“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简称PAFTAD），该组织主张以上述五国为中心，组成一个较为松散的民间协商□□来推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几乎与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同时，一九六七年底，同样由日本牵头，成立了由日、美、加、澳、新等五国企业家组成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简称PBEC），随后又陆续吸收了东盟、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四百五十多个大企业为其正式会员。该组织规定每年开会一次，专门研究太平洋地区贸易与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以通过企业的力量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尽管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各自的主要议题、参加人员的国别和职业身份、组织形式及与政府决策层关系的紧密程度等方面均不尽相同，但在其基本宗旨，即以“民间” 和“非政府”的形式促进区域合作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

在实践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各自侧重的领域内进行的探索和对于亚太合作提出的□想为一九八(年首次召开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简称PECC）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九七九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想。”随后，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德莱斯戴尔（Peter Drysdale）和休斯□帕特里克（Hughs Patrick）提出了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成员由官、商、学三方组成，规定政府官员以“私人身份”参加，而在各成员国（或地区）成立的“全国委员会”均由各有关成员的政府部门主管。该组织目前已拥有二十二个成员，名称则改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英文缩写仍为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在运作过程中所进一步确立起的“非排他性”、“合作性”、“协商一致”、“培养共识”、“实用主义”等基本原则进一步为八十年代末成立的亚太地区内最为重要的“第一轨道”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的成立奠定了基调。一九九(年，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正式确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前主席卢赛尔□马迪甘（Russel Madigan）所评述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的工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和许多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至为重要的相互信任的基础。”[6]

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被认为是“第二轨道”推动亚太区域合作的典型例证。它们的发展不仅为六十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各国普遍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使“经济合作”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同时也为各国的有识之士从纯军事以外的新视角审视本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寻求地区安全的现实解决办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正如戴斯蒙□鲍尔（Desmond Ball）在研究了亚洲各国的“战略文化”后所指出的，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不能认为亚太各国的主要问题是在“安全”本身，事实上，关键还在于如何以某种“亚洲的方式”首先在安全领域以外取得相互信任。[7] 换言之，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别，亚太区域安全与西方通常所指的区域安全有著明显的区别，甚至在对许多基本概念---如“安全合作”、“相互信任”、“透明度”等 ---的理解上都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借用“功能主义”学派的说法，只有先从非政治性的经济或技术合作层面著手，渐次地通过合作的“外溢”效应从事务性的联系中使得不同政治实体之间产生相互依赖，并发展起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进而进行政治和安全层面上的有效合作。由此看来，经济领域“第二轨道”对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推动则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安全合作的起点。

二、冷战时期亚太区域政府间安全合作的尝试

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出于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遏制”战略的需要，曾经试图在本地区仿照北约（NATO）的模式组建一个旨在以实现“共同防务”（collective defense）为名的多边军事联盟，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简称SEATO）。但对于美国这一计划亚洲各国反应冷淡。六十年代初期，东南亚各国也曾经试图以独立自主的方式、依靠小规模的多边协商□ 制来应付由于当时由于越南战争、英国从远东撤军等一系列国际形势变化原因而导致的地区不稳定。例如，一九六一年七月，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共同发起成立了“东南亚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简称ASA）；一九六三年八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又共同创立了“马菲印组织”（MAPHILINDO）。尽管这些初步的尝试最终均由于成员国内部的纷争而未能长期存续下来，但其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却无疑是深远的。具体表现在：其一、为区域合作应当确立何种现实目标、如何进行有效协商积累了经验；其二、在组织形势方面树立了榜样，其中包括应当避免建立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注重内部协商的作用；其三、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感，为后来更大范围内的政府间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九六七年诞生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其《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中宣布其宗旨包括：一、加速本区域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以建设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同体；”二、促进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三、促进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行政方面的合作与互助；四、与其它目标和宗旨类似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保持紧密和有利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其中特意提到其成员国应加强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方面的合作，但这一宣示不过是流于形式而已。事实上，东盟在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共同的努力来消除各个会员国之间的争议和冲突，以及如何防范和消除各国国内的分□主义倾向和叛乱活动。因而，从组织上看，按照其《成立宣言》所设立的成员国外交部长年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在东盟内部决策的核心地位。从实践中看，东盟之间合作的重点也向来偏重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一九七六年首届“东盟高峰会议”（ASEAN Summit）上东盟决定设立固定的秘书处，并且决定将成员国经济部长年会制度化，作为东盟处理经济事务的专门□□。会上通过了《东盟和谐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和《友好与合作条约》（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两个基本文件，其中正式确立了东盟的政治规范和基本组织决策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全体一致原则（consensus）。即任何议案只有在所有成员没有反对意见时才能通过。它同时规定只能依靠相互协商和寻求共同点来消除反对意见。

第二，不反对但亦不参与原则。即当某议案被多数成员所接受时，如果少数成员不表示反对，而只是表示无法参与时，该议案可以获得通过。

第三，在涉及与东盟以外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问题时，各成员国通常应倾向与此问题较有利害关系的成员国的立场或支持其意见。

上述的组织□□安排和基本原则的确立使得东盟的形象更加丰满化。

一九七七年的“东盟高峰会议”上，各会员国决定：为进一步实现使东盟成为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区域组织的□想，在其后每年的东盟外长会议（简称AMM）之后召开由东盟外长、特邀的东盟“对话伙伴国”（dialogue partners）的外长共同举行“东盟外长扩大会议”（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简称ASEAN－PMC），与后者展开国际对话与合作。此举可以被视为东盟在东南亚区域安全问题上由依赖大国保护开始转向独立自主的开始。但即使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东盟显然依然无意被看作一个政治安全合作组织，是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直到一九九二年以前，与亚太地区安全有关的话题也一直是讨论的禁区。

值得注意的是，从东盟的组织结□和决策程序来看，东盟未设立超国家的领导□□，在决策中给每一成员国都赋予了实际上的否决权。这显然是基于此前其成员国之间相互争执的教训。应当看到，这种并非依靠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严密的结□来“解决问题”，而仅仅依靠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来“防止冲突”的办法虽然业已使东盟的组织生命维持了三十多年之久，并且发展成为了“第三世界最为成功的区域组织”，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联盟内部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变得缓不济急和缺乏协调和效率。尤其是在事关重大的安全问题上，柬埔寨问题实现了政治解决后，东盟失去了往日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内部政治安全合作的结合点，因而不仅其成员国之间经常为领土纠纷争得不可开交，而且就对外而言也往往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如与中国的南中国海的岛屿主权之争和对待与美国维持军事同盟的问题）。凡此种种久拖不得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自冷战后期随著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又重新变得突出起来。从东盟的角度而言，这无疑也对其从新的视角考虑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三、国际安全政策的“认识共同体”

冷战时代对于亚太国家间安全关系的解释通常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它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anarchism）下在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追求“相对收益” （relative gains）的倾向。与此相应，一国安全政策（尤其当“安全”被狭义地界定为“军事安全”时）的制定被视为由包括了政府首脑、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等的“政治菁英”通过秘密活动而进行的一种理性的过程。[8]

国际安全问题成为了亚太各国的各种“非官方”研究□□的研究内容之一始于冷战初期。但加拿大学者保罗□艾文斯（Paul Evans）的一项研究发现，从那时开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接涉及在安全问题中最敏感的军事课题一直是各国军方或外交部门、情报部门直属的研究□□的特许研究领域，而其它所有研究□□在进行安全问题研究时通常仅限于从经济、历史、法律或外交的角度，并且大多数研究的对象是双边关系。与此同时，或许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即使是在被政府允许从事与军事有关的安全研究□□之间，人员和观点的交流也是非常罕见的。因而，整个亚太地区范围内的、包括了“非官方”研究□□和学术团体在内的大规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在当时条件下就更无从谈起了。[9]

从入八十年代以来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变化给诸多的“非官方”研究 □□和学术团体参与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促进安全政策制定方面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说来，这些变化有如下几点：

第一，亚太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合作的蓬勃展开和地区内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得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成为区域安全领域研究的新热点之一。八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sm）关于 “市场需要安全结□来维持其成长和运作”的理念越来越引起学者和政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正如美国著名亚太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相互依存对于（安全）战略的对抗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因素”，“一条强大的经济法则正在驱使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去寻求缓和与自己敌国的紧张关系，以便使战略对手成为经济伙伴。”[10]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受政府约束相对较少的原先经济领域“第二轨道”（如前文所述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非官方”的参加者和研究者开始将注意力和研究兴趣转向地区安全领域。

第二，经济的增长不仅为各国扩充军备，实现“质量建军”和军事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支持，从而使得亚太区域内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主权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安全困境”也变得相对普遍化。美苏两国力量对比从八十年代开始呈现出的明显失衡状态使得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曾一度明显减弱，而对于本地区的军售却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一些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新问题、新情况（如保护各国根据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UNCLOS）所设立的专属经济区、打击跨国界的走私犯罪、跨国界的环境保护问题等等）开始被提上亚太各国政府的工作日程。上述种种问题无不加剧了本地区在新旧格局转换期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而其对于亚太各国政府而言，或一直处理不利，或此前闻所未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需要多方的相互合作，又必须有专业知识作为基础。而就亚太各国的政府层面而言，不仅在历史上缺乏安全合作所必需的相互信任和相应的政策透明度，而且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在政府系统中同样相对缺乏。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政府不得不从所谓“非官方”研究□□中网罗合适的人选，令其加入到政策研究和制定的队伍中来。

第三，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关联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在亚太各国造就了一大批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管理多元化的进程。各国政府从适应国内社会政治需求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承认“非官方”□□在日益多元化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在此前几乎完全由政府系统严密控制的安全政策研究领域也同样如此。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迫使亚太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对于安全研究的管制，使众多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加入广义的安全决策圈，从而促进了一国内部安全研究□ □间的相互交流。在这同时，各国政府出于主动拓宽信息来源渠道，以有效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的要求这一需要，促使得各国政府官员（以“私人身份”）、研究人员、有关学者等开始在官方的“礼节性虚□”之下逐渐展开了安全政策方面的对话和交流，“第二轨道”由此产生。

1。所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指的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anarchism）和缺少敌对国家（adversary state）的自助体系（self-help system）中时，无论是选择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还是削弱自己的军事实力都会处于不确定和不安全的两难困境之中。关于这一概念的经典解释，参见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 1978, pp. 167-174;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ter 3。

2。 Lawrence T. Woo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acific Cooperation: Back to the Future?” , The Pacific Review, Vol. 4, No. 4, 1991, p. 317.

3 。William D. Davidson and Joseph V. Montville, “Foreign Policy According to Freud,” Foreign Policy, No. 45, Winter 1981-82, pp. 145-157.

4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Peter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ecial Issue, Vol. 46, No. 1, Winter 1992.

6。Richard Higgot,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ore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6, No. 2, 1993, pp. 103-117.

7。Desmond Ball,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p. 44-74.

8。Pauline Kerr, Andrew Mack and Paul Evans, “The Evolving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anberra: Allen & Unwin in Australia Pty. Ltd., 1990, p.397.

9。参见Paul E. Evans, ed., Study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of Asia-Pacific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karta, 1994.

10 （美）哈里□哈丁：“亚太区域的新时代：从两极到多中心”，载于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 160页。

(未完待续)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